创新应变，方得始终
——读《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有感
王衍亮
龚自珍在《古史钩沉二》中写道“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历史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则我国治史在一些人眼里却是一把伤心泪。
“历史岂止让人伤心，更让人费解！”一些当下关于中国治史方面的文章，直言从秦始皇到1840年，我们的历史从总体上看一直是一种鬼打墙式的治乱循环，而其根源在于当时的历史学家，一直按照“善恶忠奸”这个思路，对复杂的历史记忆进行简单地整合加工，从而使得当权者抱怨人心不古，老百姓只期待皇帝“亲贤臣，远小人”。这种局面不仅使国家陷入治乱循环，而且容易使国民基于筛选的史实和简单归纳的史观构建经不起实践检验的三观和社会处世方式，“好人没好报”一句俗语从侧面反映了社会治理的脱节，“富不过三代”何尝不是家族治乱小循环？
“从人渴望回顾与反思自身发展史，尤其是精神历程的心理需求角度，我一向不赞成把自己的脚印打扫得干干净净或涂改得面目全非，即使这些脚印曾稚拙，已过时，甚至已碍眼。”作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翻开书，15座城市兴衰史，空间上涉足了整个亚欧大陆岛，时间上涉及了公元前9世纪到近现代近3000年时空，五大主要文明交替登场、五大宗教各展身姿、走马灯似的朝代更迭、比翻书还快的王国兴衰，穿插政治、经济、人生的点睛描述，没有刻意的雕琢，没有有意的扬抑，每一个认真的读者都不禁跟随作者“一起笑，一起哭，一起纠结，一起醒悟”。
“真实的历史如此跌宕而迷人，为什么还有人去读虚构的小说呢？”诚如作者所言，对于我这样的历史门外汉，所谓的历史知识主要来源于历史课本和电影电视剧，单只北魏的“子贵母死”，奥斯曼帝国“太子登基，兄弟俱死”这样的片段就足以感到震撼。然则，试图从中寻找如《国富论》《资本论》所引用政治经济的兴衰规律，从一国、一城、一个朝代、一个人的角度却遍寻不得，甚至往往超出推理。
“我似乎有点跑题了，但跑题的不是我，而是历史。历史从来没有固定的剧本，也不太喜欢走直路，总是抑制不住对旁支小径的偏爱。”是的，真实的历史跌宕迷人，跌宕的无法用常理推测，作为历史长河里的具体个体，“变”是亘古的主题，“无序”是永恒的旋律，“无序之变”也许就是个体最大的兴衰规律。钓鱼城战役，蒙哥被宋军抛石机击中，一次意外不仅南宋得以苟延残喘20年之久，更是拯救了整个伊斯兰世界。怛罗斯之战，自以为胜券在握的大唐君臣“意外”失掉了战争，却也“意外”让阿拔斯王朝获得了造纸术，推动其开创了现代数学，传播了印度人发明的阿拉伯数字。当年马化腾以120万元卖掉腾讯无人接手的时候，马云为了1000万美元投资四处奔走的时候，多少叱咤风云的投资大佬看好他们今天的发展呢？
“众所周知，人类有三大梦想：飞天、长生不老、预知未来。”既然预知未来尚是梦想，面对“无序之变”的盛衰规律，是通过鼓励创新加快变化应对变化，还是设法减缓变化以不变应万变，不同文明的选择经过几千年的实践已有初步答案，作者也通过史实告诉我们，面对“无序之变”，也可“有为而为”。
西方有句谚语“条条大路通罗马”，东方有个凄美的故事“孟姜女哭长城”。公元前3世纪，东方先后修筑了阻碍变化的2万公里中国长城，西方修建了促进变化的23万公里罗马道路网。2000年后拥有万里长城的中国一度成为“东亚病夫”，而罗马文艺复兴的成果早已传遍世界。巴菲特关于价值投资的护城河理论广为流传，但由此观之，这个观点的价值是否需要重新评估？
以不变应万变者又何尝真的不变？“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豪情满怀的话语，背后是多少创新求变儿郎，霍去病对汉武帝直言孙子兵法过时；班超投笔从戎，36壮士定西域；甘延寿、陈汤（山东兖州人）更是冒着“败固亡，胜亦死”的必死之志，矫诏出兵，舍命践诺。这些人看似与创新无关，实则哪个不是身体力行打破了常规？没有他们的创新求变，也许匈奴人今天还在牧马蒙古草原。反观柯达、诺基亚这些明日黄花，哪个又不是墨守成规的结果呢？
创新求变方能顺应大势的另一个佐证是几大文明鼎盛时期无一例外都是最包容的时期。“包容是罗马人论智力不如希腊人，论体力不如高卢人，论理财不如迦太基人，却能一一征服这些部族，在战后还能与其和睦共处的根源。一句话，它有着大唐一样面向世界的开阔胸襟。”创新需要包容的土壤，也只有包容的社会才能更好地适应“无序之变”，如果说罗马大道增强了创新应变的速度和深度，那么包容则增加了创新应变的土壤和广度。当我们屡屡感叹创新力不足的时候，我们对创新包容的力度和广度是否足够？
社会对创新的包容是一个方面，作为社会个人对人生意义或者说创新风险的态度同样重要。
“因为大自然一直珍藏着一条神圣律令：凋谢的终将被新生的代替，必死的生命在根本上是永生的。” “我从来不特意追求什么意义。有时候，偏偏是所谓的意义，打扰了人世间的安宁。”创新面临高度不确定性，换句话说创新是一个高风险行业，创新者有时候需要付出常人看来极大的牺牲，成功者固然鲜花美誉，名利双收，失败者可能就是疯子傻瓜，身死神灭。没有“必死的生命在根本上是永生的”这种豁达无我，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创新的阻力。而且面对“无序之变”，我们所追求的“意义”到底又有几分“意义”？作者用了诗意的笔触描述了一个悲剧人物值得深思“这个在动乱年代继位的皇帝，就像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一样，是个勤勉的人，但幸运女神从未光顾过他，即便幸运女神去了，他也可能正忙于乞求雇佣军留下，或者恰巧因过度劳累睡着了。他完全有机会逃走，但他没有，他自认是一条汉子，不能为光荣的东罗马祖先抹黑。他已做好了与城市共存亡的一切准备。”“人可以轻易被毁灭，但不能轻易被征服。君士坦丁十一世带领守军进行了最后的巷战。他脱下紫色皇袍，一马当先冲入敌阵，直至倒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台阶上。”放眼当下，有几人能做到，读到这样的文字，有多少人不是一笑而过？
“汉唐以后没有了汉唐，但宋以后却永远是中国。”这句目前广为国民接受的说法，貌似汉唐荣耀已足以引以为豪，但汉唐又何以是华夏的极限？作者直言不讳，“如果不是这道至今让中国人引以为傲的万里长城，中国的势力范围早就延伸到北冰洋了”。问题是如果我们脑海中的万里长城不除，每个人都在想赢怕输，抱残守缺中沉沦，当前的国家改革，当下的集团改制又能走多远呢？
“理性可能带来成功，但决带不来伟大”，很多时候我们把理性的发展当成了创新，欧洲很多出名的科学家最终都因理性陷入了悲观，仅从理性和现实的角度出发，人生何尝有赢家？同样，仅从理性和现实的角度去带领一个企业走出困境，恐怕也同样困难重重。历史总是由意外造就，企业脱困大概也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基因突变式的创新，而不仅仅是理性的改变。回想一下，哪一家伟大的企业最初是能够凭常理去推理预演的呢？
“他们知道冒险是有代价的，但不冒险就等于慢性自杀。他们拿生命赌明天，竟然赢得了连想都不敢想的一切。”作者这句描写创立奥斯曼帝国的西突厥人的话，何尝不是为当下的集团，为当前的改革所说，要么创新应变赌明天，要么抱残守缺慢性自杀。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面对“无序之变”的历史大势，当前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无论国家、企业，还是个人，若不以无我、忘我的格局，以包容、乐观、豁达的心态积极创新应变，一味停留在“自我”传统认知的格局中患得患失，踟蹰不前，又怎全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