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万历十五年》看管理智慧
张 宏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这平平淡淡的一年，却成就了一本风行四十年至今仍畅销的《万历十五年》，也让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在毁誉参半中广受青睐与追捧。《万历十五年》融会了黄仁宇数十年人生经历与治学体会，首次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之症结，观察现代中国之来路。这本书充分反映了黄仁宇的问题意识。正是因为这些问题意识，《万历十五年》才会常读常新，不同的人才会收获不同的裨益：政治家读出治国理政的经验，企业家得出企业管理的经验……正如作者在序言里所说：以古为鉴，今人也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那么本文就从管理的角度来谈一谈《万历十五年》这本书能够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
在这本著作中，黄仁宇提出了他的大历史观，即在分析一段历史的时候，“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因为“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内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黄仁宇站在大历史观的视角，给我们阐述了大明王朝灭亡的必然性。
正是这种“大历史观”视角，让《万历十五年》一书，从1587年这一年，前伸后延涉及明代自开国至灭亡276年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各个方面，大线条勾画出中国儒家文明与世界文明产生冲突前的时代背景，隐隐折射出晚明以降中西文明冲突带给近代中国历史大败局的深层原因，进而探索当代中国足以吸取的经验教训，“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万历十五年》可以说是“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不论是万历皇帝朱翊钧，还是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察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乃至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或身败，或名裂，无一人功德圆满。纵使是冯保、高拱、张鲸、郑贵妃、福王常洵、俞大猷、卢镗、刘廷……这些被侧面提及的人物，也没有一个能够平安收场。这种情状，不单是个人原因能够解释，确实是当时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迄庶民，无不遇难连累、遭受灾秧。
如果包括万历皇帝在内的历代最高管理者中，能深刻洞察千年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把眼光建立在长远的、全局的思考和谋划之上，这些人的命运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结局，而大明王朝也不至于在随后中西文明的冲突中轰然倾塌。
同样，对于企业来说，要时刻保持危机意识，要有解放思想的魄力，要有变革的能力，要有改变的速度，才能不被新的产业革命和时代变革所淘汰，才能够做到基业长青。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在纵论国际国内大势、擘画改革发展蓝图时，习近平总书记引用清末民初陈澹然的名言，颇有深意。读《万历十五年》，可以让领导干部面对复杂的改革局面，有大眼光、大胸怀、大境界，善于把处理具体问题与解决深层次问题结合起来，将局部利益放在全局利益中去考量，综合研判国际环境与国内形势，统筹考虑目下需求与长远谋划，这样才能见微知著、成竹在胸。
堤溃蚁孔，气泄针芒
《万历十五年》用显微镜的视角，从表面看来是末端小节的小事开篇。万历十五年的三月二日，一大堆官员聚集到端门参加午朝大典，却发现皇上并未召集午朝却因以讹传讹而闹了乌龙。万历皇帝很生气，扣发全体京官两个月的工资。这一颇带戏剧性的事件说明大明王朝的管理已混乱失序。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说过：“历史往往隐匿在细节之中。”1587年虽然是一个比较平淡的一年，没有发生特别重大的事件，年中黄河决口，年终海瑞病死于南京，年末戚继光去世……上述事件，表面看似末端小节，本质却是以往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看起来依旧祥和的大明王朝，整个体系却已病入膏肓。
破窗效应告诉我们：所有的困境都不是突然发生的，是由最初那扇破窗引发的连锁反应。很多不起眼的小事情，能铸成让人始料不及的大祸患。做人做事都要重视小事小节，要防微杜渐，在祸患出现萌芽的时候就要着手处理，防患于未然。
不论是个人发展还是治国理政，都难免经历由小及大、由量变及质变的过程。古人说“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引用南宋·范晔《后汉书·郭陈列传》“堤溃蚁穴，气泄针芒”，旨在告诫党员干部要慎独慎微，从小事小节上提升自身修养，从一点一滴中自觉完善自我，防微杜渐，筑牢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这两道防线。作为党员干部，我们要严以修身，正心明道，时刻把握小事小节，始终保持人民公仆本色。
奉法者强则国强
黄仁宇在序言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他指出，明朝仅仅依靠道德伦理维系治理，没有法制，缺少必要的技术手段，必然导致败亡。
书中，他用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4人的真实案例，说明在成千累万的上层文官集团和不计其数的下层民众之间，如此庞大的明王朝所赖以维持秩序的，是儒家的“孔孟之道”。换言之，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并不是靠现代化的法律和理性的制度，而是依赖道德维系。然则，“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
为论证明朝亡于制度低能，黄仁宇刻画了一系列万历年间的人物。张居正奢靡享乐、道德有亏，但他务实能干，饱读诗书而有真才实学，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君子处其实，不处其华”，所以在他开创了本朝百事转苏、欣欣向荣的万历登极前十年的中兴。申时行，这个“和事佬”看重礼仪、重视道德，爱惜羽毛如名爵，除四书五经外，别无乐趣。他凭藉道德习惯和人事手腕应对一切，在细微之处调停周济，尽量维持朝堂安稳，避免剧烈冲突。海瑞一生廉洁奉公，为民谋利鞠躬尽瘁、舍生忘死。他惩治腐败严厉果敢，他懂得政治权谋却不屑于用，不惜得罪上司、辱骂皇帝，赢得更响亮的清流好名声。戚继光同样是一个有着极高追求的人，个人能力上也足以位列中国名将的榜单。他一生战功卓著，组织的新型军队有效地打击了沿海一带倭寇的嚣张气焰，同时他军法严明，率领的“戚家军”是常胜之师。
《万历十五年》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兴衰与制度有太大的关系。这种用道德代替法律的制度，注定了明朝不得不走向灭亡，社会落后于世界的必然悲剧性命运。在这样的时代洪流中，无论是首辅、官僚，还是将领，甚至是思想家，都奈何它不得，只能眼睁睁看着帝国滑入深渊。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抉择，不断开辟全面依法治国的理论和实践新境界，显著增强了我们党运用法律手段领导和治理国家的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是最好的老师。经验和教训使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什么时候忽视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闲来无事，读一读《万历十五年》，让我们从深厚的历史迷雾中走出，给我们现实意义上的启迪，实在是一大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