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牛耕田，做狗看家，做和尚化缘，做鸡报晓，做女人织布，哪头牛不耕田？这可是自古就有的道理，走呀，走呀。”福贵出场时的一番话，就带着深深的宿命感，仿佛也是自己一生的写照。
福贵，是余华长篇小说《活着》里的主人公，宿命感，其实是我们这些看客强加给福贵的。在福贵看来，他的一生，有妻子的不离不弃，儿孙的依赖陪伴，这些浓浓的温情，支撑着他走过崎岖坎坷的岁月长河。
余华笔下的福贵，生活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大背景下，他几乎经历了当时中国的所有大事件，国民党战争、土地改革、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些历史事件看似与那座南方贫苦村庄格格不入，却实实在在的影响甚至颠覆了一个普通农民的命运。
福贵好赌，输掉祖辈积累的家业，当他悔过并重新开始时，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一去数年，再次回到家乡时，母亲去世、女儿成了哑巴；土改分得土地，妻子却患上重病、儿子惨死；女儿难得遇到重情重义的女婿，婚后夫妻恩爱，眼看生活出现起色，女儿却因难产去世，外孙的降临又给了福贵一丝希望，等来的是几年后女婿、外孙、老伴儿的相继离开。最后和他相依为命的，只有一头和他一样老的老牛。
生命在此刻显得不再那么珍贵，而是薄如蝉翼，轻轻一碰便土崩瓦解。余华的叙述异常冷静，几乎看不到一点感情色彩，他用最朴素平实的语言刻画人物，我们却从中读到暗藏的力量。作者让主人公以自己的视角来讲述自己的过往，同样的是，福贵也异常平静，仿佛在说着别人的一段段故事，而与自己无关。福贵没有悲伤，只有我们为他叹息；福贵没有绝望，只有我们看不到希望。因为当活着成为人生的第一诉求时，便没有时间和余力去悲伤和痛苦。活着，只是简单的活着，连生活都谈不上，对福贵一家而言，都是最大的奢求。即使面对如此满目疮痍甚至毫无指望的日子，福贵仍然有开心幸福的时刻。他感受着妻子的体贴和温柔，欣喜于儿子取得的小小成绩，满足于哑巴女儿和歪头女婿的相濡以沫，期待着小外孙健康成长，生活给了他一个又一个希望，可惜这些希望都转瞬化为泡影，悲剧没有因为困苦而停止，而是继续接踵而来。然而，就是这些微弱的高光时刻，深藏于福贵的心底，成为他艰难历程中的一盏盏小灯塔，永远温暖着福贵，照亮福贵依然无望的漫漫长路。
“我是有时候想想伤心，有时候想想又很踏实，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全是我亲手埋的，到了有一天我腿一伸，也不用担心谁了。我也想通了，轮到自己死时，安安心心死就是。”福贵的描述里只有淡然和平实，福贵的一生也只有接受和面对。
“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故事的结尾，依然是福贵的话，他和老牛渐渐远去，歌声在空旷的傍晚像风一样飘扬……
这部完成于1992年的作品，今天读来，仍然带给我很强的震撼，它让我回归到生命最本真的状态，追寻生命最可贵的品质、思考生命最简单的意义。余华这么说他写作的缘起——“我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深打动了我，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着》。”“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余华的自述正是这本书的现实意义。福贵生活的20世纪中国，是内忧外患、动荡不安的年代，但福贵依然活出了自己的模样。现在已是朝气蓬勃、气象万千的新时代中国，我们无需经历战争的痛苦、无需忍受贫穷的折磨，我们可以活的自立、自信，每个人的存在，都是个体与社会结合的产物，我们无法永远遗世而独立，个人价值的持续提升，并和这个社会发生关联，便是自我实现的方式和通道。如今的我们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只要自己拼搏奋斗，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我们有理由让生存变得有意义，让生命的羽翼丰满，中国梦是我们的基石，我们的梦是中国梦的花朵，基石让我们走的坚定有力，方向明确，花朵的五彩斑斓正如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梦想，却都会拥有同样的精彩。
“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她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来临。”国家永远像母亲，支撑着我们、包容着我们，为我们保驾护航，披荆斩棘。
（李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