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意写一首闷闷不乐的颂歌，可我要像破晓沉积在栖木上引吭啼唱，只要能唤醒我的左邻右舍就好。”
梭罗的大半辈子都在康科德与瓦尔登湖相伴度过，这位哲学家，用这本书详细地阐释了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然而，若是单凭这点就断言梭罗湖边木屋里的时光是跳脱世俗，逃避社会的隐士生活，未免也太过武断。《瓦尔登湖》全书充斥着喜悦与自由，我们亦可以说这是本歌颂自然生活的欢乐颂。
梭罗从未跳脱世俗，相反，他选择与万物同享世俗的快乐。这里的快乐指的不是食欲的满足或者雕梁画栋，也不是“巴黎的猴王”头上戴的那一顶旅行帽。梭罗世俗的快乐即是清晨推船下湖惊动的那只船下的香龟，为了赶进路从他脚面上翻越过去的仓鼠和爬到他掌心里吃面包屑的胆大老鼠。梭罗的世俗无关当时的美国，无关那个为了追求时髦而唯英法马首是瞻的新英格兰。梭罗的世俗即在从小长大的康科德，是瓦尔登湖畔林子里那个独特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梭罗也从不乏来自外面的拜访者。每个周日在林中散步的工人，偶尔路过小木屋的观光客，和每天都会从他门前经过的不紧不慢的伐木工人——他的智慧可不会比新英格兰最著名的哲学家低多少。梭罗与他们保持着恰当且友好的关系，像他所说的，独自久居在晴天也会怅然若失。用他的话说，他之所以到瓦尔登湖生活了一段时间，那完全是他个人的志趣爱好。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是他心里需要一个瓦尔登。
雨天则相反，梭罗的忧郁会被雨点冲洗的一干二净。“在每一滴淅淅沥沥的雨声中，在我屋子周围每一个声音和每一个景点中，都有一种无穷无尽和难以表述的友情，有如一种支持我的气氛。”他认为，即是在人们通常称为野蛮、沉闷的地方都有某种与他有缘的感觉，与他最亲近的血缘并不是一个人或一个村民。最美好的时光不外乎于春秋两季持续暴雨时，坐在屋子里听着暴风不停的咆哮和大雨瓢泼之声。
半日耕作，半日生活。自然慷慨赠予，我便欣然接受。梭罗把奋斗归简成寻求生计，当索求的不过是粗茶淡饭，自然不用豁出命去工作，也就不用将衣裳食物消耗的那么快，一切都是一个循环。他在作品中不断地指出，我们大多数现代人都被家庭、工作和各种物质需求所困，失去了精神追求，过着物欲的人生。许多人对琐碎个人利益和娱乐活动之外的事情漠不关心。梭罗曾与一名衣衫褴褛的爱尔兰农场主详谈生活这事，然而后者犹豫不决，最终选择继续现在贫苦的日子。而对于梭罗来说，不管是物欲横流还是一贫如洗，怀抱着这种精神态度度日根本不能称作是生活。
要获得什么总得先决定抛弃什么。在梭罗看来，开始这样的生活几乎不会有任何大开支，全年的收成在饮食外甚至还有结余。爱尔兰农场主并不是缺乏资金将这个想法付诸行动，他缺的是一份决心，一份放弃他追求的“旅行帽”转而拥抱“瓦尔登湖”的勇气。在追求的路上花费了太多走得又太远，反而连选择从小径离开都失去了信心。或许不只是农场主一个，还有数不清的人都有着同样的想法，包括当时还不能叫做美国的新英格兰。
抛开人，《瓦尔登湖》里同样有着大篇幅对于梭罗动物邻居们的描写。他甚至记录了一场蚂蚁的战争。梭罗这么描写道：“它们酷肖它们的祖祖辈辈，是为道义而战，而不是为了免缴他们的区区三便士的茶叶税。”“我满怀激动与痛苦，觉得仿佛在家门口目睹了一场鲜血淋漓、惨不忍睹的人类战争。”如果说《瓦尔登湖》这本书并非游记这点让你昏昏欲睡，不妨看看《鸟兽若比邻》吧，为道义而战的蚂蚁、寻求庇护的知更鸟、野性未泯的猫崽子和与梭罗和谐共存的外国耗子。瓦尔登湖是自然万物的天堂，说来也好笑，它本身即属于自然万物。“人类进步的结果必然是放弃肉食，正如野蛮人向文明靠近后，放弃了人吃人的恶习一样。”梭罗在书中这么形容“兔子到了末路，呼喊的真像一个小孩。”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比喻，也是第一次在文学作品里读到一只被追捕的兔子。
比喻法在这本书里被运用到了极致。用梭罗前文的话说，他无意写一首闷闷不乐的颂歌，《瓦尔登湖》是一曲名副其实的，自然与人的欢乐颂。梭罗在书中运用了各种巧妙地比喻来影射当时的美国乃至世界。本书成书于19世纪，美国正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阶段，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的脚步，美国经济迅猛发展。蓬勃发展的工业和商业造就了当时大众普遍流行的拜金主义。不论是时尚还是工业，当时的美利坚唯英法马首是瞻。梭罗在书中这么描述：“巴黎的猴王戴了一顶旅行帽，全美国的猴子都纷纷效仿。”这句话成了对当时情景的绝佳概述。而至于美国独立战争，梭罗则以红黑蚂蚁的搏斗来暗喻：“它们酷肖它们的祖祖辈辈，是为道义而战，而不是为了免缴他们的区区三便士的茶叶税。”我们不知道他是称颂美国的独立还是在暗讽“茶叶税”，但这些文采斐然的句子总会让读者感觉耳目一新。
梭罗可能并不是最优秀的作家，至少当他还在世的时候人们并不这么认为，但他是一位卓越的哲学家，像前文提到的，梭罗也绝不是一个隐士，想到瓦尔登湖边的山林中时，他就来了，觉得住够了时，就又走了，梭罗并不在意外在的生活形式。他只想过得简单、自在。
在自然主义者之外，梭罗同样是个坚定的废奴主义者。又或者这两者从本质来讲即是同种观点。在《瓦尔登湖》出版的同年，他发表了《马萨诸塞州的奴隶制度》。他的主张在书中也有所体现，“来我这儿访问的……一些逃亡的奴隶，一举手、一投足，活脱脱像仍在种植园里似的：他们有如寓言中的狐狸时时听到猎犬在追踪他们，苦苦哀求地直瞅着我，仿佛在说：哦，基督徒，你会把我送回去吗？”当然文中的“奴隶”并不全是奴隶，但梭罗告诫他们“往北极星指引的方向逃去” 却总是没错。
梭罗不仅仅是一个人追求“自在”，他同时带动了相当的一批人追求他们的自在。他的著作《论公民的不服从》深刻地影响了美国民主主义的发展，甘地以此文为触犯了种族歧视法规的印度人辩护，二十世纪初年轻的马丁路德金同样受他影响，梭罗的主张便在美国民权运动的思想基础中得到了新生。如果谈起他在民主上的贡献，那不知多久才讲得完。
总而言之，瓦尔登湖代表的不仅是一个地点，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或者比那更好，它代表的是一种精神。像梭罗在《结束语》里所写的那样：“不必给我爱，不必给我钱，不必给我名誉，给我真理吧！我们身体内的生命像活动的水，新奇的事物正在无穷无尽地注入这个世界来，而我们却忍受着不可思议的愚蠢。”
（曹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