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论40年代中国小说的存在主义倾向之前, 首先必须要找一个切入点。我在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 发现它们有一个普遍性的主题——“追寻” 主题。于是, 便从这里入手, 从这个角度去论述。
追寻主题是文学的常见主题之一。由于中国现代社会的特殊状况, 追寻主题更显著地凸现出来，贯串于整个现代文学30年。从《蚀》中那群幻灭迷惘的青年带着一点世纪末色彩的追寻, 到倪焕之沉重、悲剧式的追寻, 到觉慧们带有浪漫气质的追寻, 途经30年代潘鹤龄那种颓废绝望的追寻,发展到40年代现代主义倾向小说那里,追寻主题便呈现出另一番特色。
首先, 追寻的目标已由具体的变为抽象的,由形而下变为形而上的,由国家的民族的变成了全人类存在的。其次,从追寻主人公来讲, 内心世界的表现和挖掘更深层了, 使其具有了某种现代主义的色彩。再次,从追寻的结果来看,虽然都是悲剧,都是幻灭,但是悲剧的性质和特色是不同的,已由社会悲剧、英雄悲剧等传统的悲剧形式, 变成了一种“存在悲剧”。
加缪说:“人是唯一不安分守己的动物。’。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无论何种形式的存在，都无一例外地永远伴随着一种焦灼,一种永恒的追寻,这种焦灼不安和追寻是自人类历史以来就有的。人类几千年来文化历史的发展延续,都是建筑在人类对现实存在的焦灼和对永恒、对未来的一再探讨、追寻上,建筑在人类一再匍匐跌爬, 一再试探着超越，超越自我、超越时空,超越存在局限的羁绊。人类到底要追寻什么?是寻找生命的真谛?寻找宇宙的奥秘?寻找一个更完善更真实的存在?寻找生命的“圆全”、“协调”与“至真至善至美”? 还是寻找存在极限外的最后“涅磐”? 说不清楚。就形而上的观点来讲, 这些都象是格利佛脚下蚂蚁的爬行,或如来佛手掌上的孙悟空的跟头,更象推石上山的西西弗,都是无用的，徒劳的，而近于荒谬可笑的, 但他们却依然再接再厉, 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正是这种九死而无悔的追寻( 无论他们是否抵达彼岸、修成正果), 使人类的存在得到了最大价值的实现——人证实了自己。因为从永恒的意义上来讲,一切的追寻所得都只是相对的永恒、相对的成功,时过境迁,永恒的便成了暂时的, 成功便成了新的不满足的开始,所以想求得一种永恒的东西,或在追寻结果里寻求永恒,那都是虚幻的,而只有人类不朽的追寻本身才是永恒的。因此,追寻的意义不在于追寻的实现, 而在于追寻本身, 也许他们的手永远也触及不到太阳,心中却时常有一轮美丽的光圈。这样才使追寻实现了对自身的超越, 即超越了追寻。
40年代中国小说的追寻主题,不同于西方现代派文学。众所周知,追寻也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常见主题,但在西方现代派文学那里的追寻, 却迷漫着一种虚无和宿命,到了贝克多,追寻就变成了等待,在等待中寻找,在寻找中等待,但是戈多却是永远也等不到的。这也反映了西方现代派作家本人思想上的迷惘。而在同类题材的40年代中国小说中,追寻主人公虽有迷惘,但没有迷失,虽有失望但没有绝望。印蒂的追寻屡遭挫折, 并在挫折后表现出一定的颓废情绪,拟写7卷的《无名书稿》我们看到的仅是前3卷, “第4卷探讨神和宗教的间题, 第5卷写东方的自然主义与解脱, 第6卷写综合的东西文化的境界及新世界人生观,第7卷写五百年后的新世界的人与人的关系。” 《无名书稿》是想整合儒释道诸教而建立一种新的宗教,新的信仰,建立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美好和谐。作者的意图也正是欲使印蒂经过政治的、爱情的、宗教的各种磨难之后,达到这样一种理想的境界。因此来说, 虽然印蒂对生命“圆全”的追寻过程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寻找是极为相似的,但又有其不同,在这里没有永远等不到的戈多式的悲观主义虚无, 而是充满信心的寻找和结果的必然出现——新信仰的建立,虚亦是实。当然, 作者是有其局限的。从历史的高度来讲,这种思维尽管有其异乎寻常的深刻性, 表现了中国现代文化和西方文化同步发展的结果, 但毕竟与严酷的现实和历史的必然抉择背道而驰,这种乌托邦式的文化空想, 到头来也只能是与作者的愿望相背反的, 成为真正的虚空。有文章指出,《围城》是作者意识到自己在大时代中的无足轻重与无能为力,把一种茫然若有所失的心理哲理化,变成无可奈何的宿命感, 强调客观规律的不可抗拒和主观努力的渺小；钱钟书把追寻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作为现代人的现实选择, 却又把无路可走和无可奈何的困境作为追求和选择之后的必然结果, 更深刻地揭示了双重的绝望和虚无。这里似乎谈到了《围城》的虚无色彩, 但却忽略了一个重要方面, 即《围城》更注重于人类面对这一虚无与困境的勇气。在塑造方鸿渐这个人物时, 作者既对他追寻的挫折和失败表示了同情, 同时也批判了他面对困境时的软弱无能。这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态度, 他认识到人生的追寻象冲进一座座的围城, 但又一次次地空手而出, 充满了荒诞, 也许到头来一无所获, 但必须有勇气去正视。《围城》的意义正在于此。这与西方现代派的悲观虚无主义是有原则区别的。40年代中国其他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追寻主题小说也大都具有这个特点。
就40年代中国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追寻主题小说本身来讲, 也呈现出不同的走向, 表现出不同的形态。
《无名书稿》中的印蒂是要追寻一种生命的“圆全”。而什么是生命的“圆全”? 这是一个很虚玄的概念。印蒂曾说过：“凡能叫人快乐的都是‘圆全’”。而这种“圆全”又是分层次的,纵观3部《无名书稿》,印蒂所追寻之“圆全”可分为社会的圆全、情感的圆全和存在的圆全三个层次,而对存在圆全的追寻则隐隐贯串于整个追寻过程之中,成为全部追寻的动力和目的。人的存在分为两种, 一是自在性存在, 一是自为性存在。自在的存在是指人存在着这个无前提的不言自明的事实,以及人的存在的事实性因素；而所谓自为的存在意指人作为有意识的自由主体, 是一种有意识的存在。任何人都是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之综合。人不应安于现状墨守成规，而应自觉自为, 在不断的自我否定、自我更新中向本真的存在迈进。这是人的无可逃避的使命, 但人注定是不能够达到这种本真存在的, 这就同时注定了悲剧的不可避免。印蒂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一种自为的存在。但是作为一个自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桩非常艰难痛苦的事。因为在作者看来, 人被抛进这个荒谬的世界中孤独无依, 而他又被判定是自由的, 必须承担自己的生存责任, 必须自己去做出选择, 而且由于这个本真的存在对人来说是一个永远也不会降临的明天,人永远也无法企及它,所以必须不断地进行自我否定, 自我更新, 永远朝着本真的存在迈进而永无实现之日。
印蒂向着“圆全”的本真存在追寻的过程就正好体现了这一点。印蒂追寻的第一个阶段是对社会圆全的迫寻——投入了革命的洪流。但是他追寻的目标与革命的目的是有原则歧异的。他只是在对社会“圆全”追寻的这一阶段上是革命的同路人, 他不会成为忠诚的革命战士。因此他后来的脱离革命便不是偶然的,而是意味着追寻社会“圆全” 这一过程的破灭。当经过一番冲突和幻灭, 伤痕累累地回归家园之后, “觉得世界上只剩下一件事最应该做：到园子里摘一朵玫瑰花。”从此便开始了对情感“圆全”的追寻, 从群体与社会回归到了个人与自然, 由政治的理想主义回归到了个人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享乐主义。值得指出的是, 印蒂所追寻的情感的“圆全”, 始终是与自然合而为一的。自然是永恒的而情感却是变动不居的。爱情作为一种特殊的情感也是非终极性的, 在这种变动不居的非终极性情感里面寻找永恒的“ 圆全” 便注定了悲剧性的不可避免。印蒂从东北落荒回到上海以后, 走私,跑单帮,狂嫖滥赌, 开始了对欲的追求。在作者看来, 这恶的诱惑是对自身人性恶的释放, 以使其自身的神性得到过滤和提纯, 是一道必经的关隘。但是通过了这些关隘, 是否就真的能达到生命的“圆全” ,实现了人的本真存在?当然不是。无名氏的追寻主题小说, 表现了最突出的两个特点, 一、虽然主人公的追寻在“ 盲无目的”里一步步走向生命的“圆全”,但作者的立意却是极明确的, 也可以说是主题先行。二、作品中的存在主义色彩笼罩在一股浓郁的浪漫主义氛围中——我这里所说浪漫主义并非指创作手法上的, 而是指在意识观念上的大胆设想,对生命“圆全”的哲学性思考和设置。
钱钟书的《围城》则体现出另一番特色,相近于无名氏的是,钱钟书也具有明确的观念, 但观念本身又与无名氏相去甚远。钱钟书是想通过对某一类知识分子的描写, 写出人这“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 指示出人类存在的困境和荒诞. 这一主题主要是通过方鸿渐对爱情、事业、婚姻等人生大事的追寻和幻灭来体现的。不过方鸿渐也不同于印蒂, 印蒂的追寻是那样富有朝气和主动出击性, 是一种自发的焦灼、躁动和不安,而方鸿渐则更多的是一种被动式的追寻或逃避。大概唯一的一次主动出击是向唐小姐求爱, 还那么委婉朦胧, 结果由于苏文纨的从中作梗而告失败。从主体上来讲, 方鸿渐的存在是一种自在式的存在,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 有时也许会偶然生发一点想冲出这种存在方式的冲动, 但是一遇到生存困境这一敌人便立即溃不成军, 很快地又返回到原来的生活老路上去, 驾轻就熟地继续那种自在式的存在。钱钟书对这种自在式的存在给予了批判和嘲讽。在批判和嘲讽的另一面, 就是希望去勇敢地面对生存困境, 即使追寻生存价值是无价值的，即使最终仍是无可奈何的绝望和虚无, 但都要去勇敢地面对和抗争。因此, 即使作品中表现了一定的宿命观，但仍是一种乐观的宿命。
与之不同的是徐訏。他的小说本身就走过了一条曲折的追寻之路。1936年徐訏到法国留学, 开始信奉自由主义思想, 这时期的作品主要表现人性、自由与爱, 但这种对出世的爱与自由的追寻在现实面前变成了粉齑, 他思想中悲观主义的一面占了上风, 其40年代中后期的部分作品便表现出一种神秘的宿命与虚无。这以短篇小说《幻觉》、《烟圈》等为代表。《烟圈》的情节非常单纯, 作者是借此来表达自己对人生之谜的悲观主义解答。作品写哲学研究者周搜集每人在最后一次呼吸中对人生之谜的体悟, 当他的生命已经衰微了的时候, 打开所有收到的信封, 各色各样的人写的都是圆圈, 圆圈, 圆圈! 他想, 如果用他衰微的余力为这人生之谜作一答案, 也不外是一个圆圈罢了。这是一种何等的宿命与虚无！
还应该探讨一下张爱玲的追寻题材小说。在这些小说里, 人物的存在处境是较为特殊的, 是封建大家族的遗老遗少与洋场花花公子小姐两极的不谐和组合,所以更具有浓郁的文化意味。小说中的人物大都被困守在与世隔绝的封建大家族的城堡里面, 他们的性格既自傲——因为他们的祖先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又自卑——因为他们痛感到时代的飞速前进, 而自己又被时代所抛弃。他们既想冲出这封建城堡, 去追赶那飞转的时代车轮, 去过现代正常人的生活, 但同时他们又怕冲出这城堡, 从而失去那大家族的显赫与荣光. 因而他们的性格大都萎缩自卑、患得患失, 他们的追寻也更表现出其形而下的特点: 大都是一种生活保障的追寻,对一种正常存在方式的追寻。象《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 在受尽家人的白眼之后, 愤而抢夺了本来是介绍给妹妹的情人, 她的目的不外是追求一种生活的依托和保障。《留情》中的淳于敦凤嫁给米晶尧做妾, 并不是为了要男人——“我完全是为了生活!”。“要是为了要男人, 也不会嫁给米先生了。……隔几个月不知可有一次。”这种纯粹为了生活的婚姻比为了性的婚姻更形而下。
以上对于40年代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追寻题材小说的分析可能是不很完备的, 但这些小说却是有代表性的。从这些小说中可以看出, 无论追寻的目的是什么, 在迫寻的过程中表现出什么样的特点, 追寻者都有同一个结局——幻灭。他们的上下求索、执着追寻, 之所以无一幸免地堕于幻灭, 是有深刻原因的。
第一, 从哲学层面上来讲, 人作为宇宙大家庭之一员, 他的存在必定要受宇宙时空的种种局限,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人虽然是高级动物, 但毕竟是由动物转化而来, 在他的根性里必定存有动物的某些残余, 他目前还不是宇宙的主宰, 还要受众多的科学规律之必然和意外情况之偶然束缚, 既然承认这一点, 那么去追求生命的“圆全”本身就是荒谬的, 是注定要幻灭的。再者, 宇宙万物之中, 永恒的东西也许只有宇宙本身, 其他都处于复杂的矛盾运动之中, 生命不是永恒的,它要受时空的限制, 爱情也不是永恒的, 它是发展变化的,并且也是受时空限制的, 自由是以不自由为基础的, 是相对的, 在这种变动不居的残缺式存在里, 去追求生命“圆全”的永恒, 其幻灭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第二, 从社会政治的层面上来讲, 本文分析的众多追寻者们, 都是追寻于国难民危的40年代, 当时争取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是当务之急, 虽然追寻者们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了这一伟大的民族战争, 但他们更注重的是生命的“圆全”,是爱与自由, 象蒋纯祖把革命纪律与个人自由对立起来,徐訏笔下的某些人物把爱与自由视为人生之第一要义,印蒂则在难民的哭号声里, 在战争的废墟上孜孜追寻生命的“圆全”, 与民族解放大业相比, 他们的追寻显得是那么虚无飘渺, 那么空幻渺小, 注定要被历史的车轮辗为粉齑。这也反映了作者在政治上的彷徨, 在人生观上的谬误与无奈。
第三,追寻主人公性格方面的缺陷。在西方悲剧中, 有不少是由于主人公本身性格中的瑕疵, 如傲慢、嫉妒所导致, 这部分悲剧称为性格悲剧。印蒂的悲剧虽然主要表现为一种存在主义悲剧, 但也不乏性格悲剧的成份。华波说:“世界对感性的人是悲剧,对于思想的人是喜剧。” 印蒂作为一个感性的理想主义者, 其理想与追寻中的感性色彩, 是造成其悲剧的一个重要因素。蒋纯祖们身上都有其家族性格的特点——傲, 这种傲造成了他们与世界与他人的对立, 使自己处于一种孤独之中, 而他们又有滋有味地咀嚼这种痛苦的孤独, 使痛苦和孤独成为一份财富，使咀嚼痛苦成为一种享受,并在咀嚼痛苦里欣赏着自己, 体味着自己的“伟大”, 表现出一种病态的自恋倾向。这种性格本身就是一种悲剧性格, 具有这种性格的人不可避免地将成为悲剧人物。另一种性格缺陷就是软弱, 这以方鸿渐为代表。由于这一性格缺陷的存在，使他在人生的困境面前萎萎缩缩,东挡西逃,被动地冲杀,应该说, 这种被动式的追寻比那种自为式的积极追寻更具有悲剧性,因为自己在不知不觉中, 就迷迷糊糊地被卷进了这人生的困境,被卷进了这荒谬的存在, 不是我选择了存在, 而是存在选择了我, 我不得不左冲右突, 在这一座座的人生“围城”中冲进冲出, 然后一无所获地归于幻灭。
虽然他们各种追寻的同一结局都是归于幻灭, 但幻灭后又呈现出三种不同的表现形态。
第一, 虽然幻灭, 但困兽犹斗, 仍然做无谓的绝望的反抗, 而这种反抗本身又浸透着浓郁的变态性和颓废性, 这种表现形态更趋同于西方现代派文学。《金色的蛇夜》中的印蒂, 在经过了几番追寻、几番幻灭后,以看破红尘自居, 过着狂荡不羁寻欢作乐的生活, 以这种变态的方式对社会、对人生进行一种变形的反抗。虽然这种反抗的性质并不强烈, 力量也不强悍, 但它却是以恶的形式对社会和人生之恶做了病态性的反抗。在某些情况下, 由于对追寻的目标付诸了太大太高的期望, 把它看作了人生的信仰和支柱, 而这种追寻一旦幻灭, 便更绝望, 付出的代价便更昂贵, 甚至生命。《北极风情画》中的奥蕾莉亚, 当那炽热的爱情离她远去的时候, 愤而自杀, 以反抗人生的残缺和生命的不“圆全”。应该说,这种绝望的反抗是一种消极性的反抗，是具有相当大的破坏性的, 是不足取的。
第二种表现形态是：因幻灭而畏惧, 因畏惧而逃避, 而消沉，终至于两手空空, 一事无成。这以方鸿渐为代表。弗洛伊德说过: “忧郁是对爱物之丧失的自然反映。” 怠懒、彷徨、无精打彩, 这是方鸿渐在每一次追寻幻灭后的表现。但是他丧失的“爱物”不是物, 不是人，而是人灵魂的寄托——人的信仰和理想, 这个创伤更深, 更难以弥补。弗氏又说：“沉郁的特征是深沉而痛苦的消沉, 对外界兴趣之扬弃. 对自我评价之降低, 以致于自谴自贵。” 但是如果沉郁后的人没有新的“ 爱物”来填充这空虚, 则可能万劫不复, 一沉再沉, 不能自拔。方鸿渐在失去鲍小姐的沉郁里, 有苏、唐二小姐填充,在失去银行之职又与岳父失和的沉郁里, 有三闾大学的“教授”之职来填充; 在三闾大学的城堡落荒以后, 又有到重庆投靠赵辛眉来填充, 这样追寻——幻灭——沉郁——填充(或曰重新追寻)——又复幻灭, 形成一种加速的循环运动, 每一次幻灭后的沉郁都比前一次更严重, 更消沉, 最后必将终至于万劫不复的彻底消沉而一事无成。
第三种表现形态是由幻灭而走向虚无和宿命。这种形态大多是由于幻灭后的“ 清醒”认识, 认识到无论怎样滚打跌爬地去追寻, 到头来只有幻灭, 因此便认识到了存在的困境和局限, 并逐渐走向宿命, 或者是无奈地到虚无里去寻找逃避, 走向人生观的彻底幻灭与颓废。《塔里的女人》中的男女主人公幻灭后的归宿是: 罗圣提蛰居华山一寺道院, 道号觉空, 女主角黎薇入了康定边远山区一家天主教会办的小学以修身养性, 了结残生。
由此看来, 他们无一幸免地都是悲剧, 但从其内涵上来讲, 这种悲剧与传统的悲剧不同。很明显, 它不是传统的社会悲剧, 也不是命运悲剧, 也不完全是性格悲剧——虽然它具有某些性格悲剧的成份, 而它实实在在是一出出的存在悲剧, 从一个个主人公的追寻无一幸免的幻灭里, 表现出人类存在的困境和局限。而这种困境和局限是先天性的必然存在的, 是你百般努力, 上窜下跳,入地钻海都无法逃避的。所以只有坦然地去面对它, 勇敢地去承受它, 并永远地为试图打破这一局限而奋斗, 然而这些奋斗注定都是徒劳的, 这就使人类存在具有了某种荒诞色彩,使这种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存在和奋斗具有了浓郁的悲剧色彩——一种存在主义悲剧。
(综合分会 朱爱军 原载于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6月号）